《诗经》所特有的古典意蕴和民间视角使其保持了鲜活的审美风格，无论经学家如何去抠字眼，去作一些牵强附会的解释，都无法冻结《诗经》的美学生命。王开林的《穿过〈诗经〉的画廊》一书是对“诗教”和“诗史”的解构。《诗经》是一部性情之作，对《诗经》的解读同样需要一种激情以及对生存状态的敏感反映。
《诗经》之所以如此耐得住寻味，不仅在于其语言形式的完美，更重要的是，其中的生命体验和诗性智慧给人以无限的启示。清代文人薛雪在《一瓢诗话》中，提到注释《诗经》的误区，他说：“《三百篇》诸子尚有未详处，后人何尝疏得尽？”他的办法是“只要吟咏既久，自然而然有兔起鹘落、水到渠成之妙”。自古至今，吟咏《诗经》者多矣，然而，心领神会这恐怕是不多的。王开林则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轻松的神游者，他以诗化的语言来与三千年前的浪漫相呼应。以《诗经》的方式来阅读《诗经》，彻底抛弃了皓首穷经的烦恼。“三千年，我寤寐求之；三千年，我辗转反侧”，超越时空的诗情是永恒的，尽管三千年前女子的欢乐，连今天的女权主义者都读不通透，但是，对喜怒哀乐的表白却不能遏止。不读《诗经》，我们或许还意识不到自我心灵的压抑。在《关雎》与《桃夭》之间，揣摩《诗经》时代的心事是一件美妙的事情。
袁枚说：“《三百篇》中，混含固多，刻露者亦复不少”，《诗经》的语言本身就具有白话性，这与诗境的延伸并不相悖。我拒绝阅读一切关于《诗经》的白话版本，用翻译的方式来对待诗性话语的发轫者，是一种大不恭。王开林将他的白话译作巧妙地置于他的随笔之中，在不经意间实现了诗意的转换。《月初》无疑是最美的一篇，上千年的痴情依旧不改：“月儿出来亮晶晶／月照美人撩我心／姗姗细步苗条影／一夜相思神不宁！”读者之所以没有感觉到语言上的破绽，那是因为王开林已经把自己置换成了当年的歌者：“她来过，两千多年前，她又走了，来时静悄去无声，唯有一缕香魂仍缭绕在春秋的月光里，如花的气息”。王开林先生并不指望通过《诗经》来确立一种价值立场，他关注的是一种“真”与“美”的错位。今人的眼光是混沌的，今人的心性三心二意。在一种已经割断了的传统面前，我们不得不发出意义追问，然而，审美观照则是分不清起点和终点的，心灵的映射是没有边际的。
《穿过〈诗经〉的画廊》一书没有局限于文本层面，作者不经意地联系现代人的生存状况，这种比较是诗性的，是非学术化的，所以，不少结论只能结合上下语境来理解，不能割断开来。譬如说作者反复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从情感上超越古人是否可能？现代生活的贫乏说到底还是一个心灵问题。任何哲学命题都解决不了情感资源匮乏的问题。从《诗经》中寻找诗性话语的根源，“万古悼亡之祖”、“万古送别之祖”之类的册封是没有多大意思的。《诗经》作为一种本源，只存在于诗人的感悟之中，“三千年前那只灵性充盈的燕子”是诗人的自造，既是一种启示，又是一种律令，命令诗人不能放弃诗的尺度。那些烂熟于心的诗句被我们晾晒在口头上，早已褪了颜色，不少“儒雅”之士把它当作文化标签，把本来色彩斑斓的诗句风化成干瘪的谎言。难怪王开林在穿过《诗经》的画廊之后，发出这样的感叹：“鸟鸣嘤嘤，闻之岂能无愧？”《穿过〈诗经〉的画廊》岳麓书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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